为定性为“可能资敌”和“知情不报”。
林言心中一震，知道这是关键考验。
他脸上浮现出无奈：
“陈站长，当时枪顶在后脑勺，蒙着眼绑去，我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
旁边站着的，除了穿白大褂的，就是拿枪的。
那领头日本人说，救不活，就一起死。
我是个医生，手术台就是我的战场，但那天的手术台，也是我的刑场。
我别无选择。”
他顿了顿，语气转为坦然：
“至于事后报告……陈站长，我怎么报告？
我被蒙着眼送回去，地点、人名一概不知。
我甚至连那人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全程注意力都在伤口上。
我只知道救了一个重伤员，仅此而已。
我若贸然上报，说我可能救了个身份不明的人，但又说不清任何细节，除了给自己惹来无穷尽的审查和怀疑，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还能有什么结果？
再者，我如何确定，绑我的人和复兴社……不是一路的？”
最后一句反问很巧妙，既点出了当时的恐惧与不确定性，又暗示了特务机构之间的复杂纠葛，将自己摆在了一个被动且信息闭塞的位置。
陈默群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住了，他盯着林言看了几秒，似乎是在判断这番话的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