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西方传教士为何愿意花费很大的力气翻译科学典籍然後送给中国，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传教，简而言之就是想用科学来叩开中国的大门。
这一「学术传教」模式最早由传教士利玛窦开创。
利玛窦字西泰，义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他死後，距离李自成攻入北京大约还有三十四年的时间。
利玛窦此人确实是传教的一把好手，并且极其懂得变通，主打一个因地制宜。
此人初到中国时，以为佛教僧侣地位高，於是便剃发穿僧袍，自称「西僧」。但他很快就发现，僧侣在明朝主流士大夫眼中并无地位。於是他果断改变形象，蓄发留须，改穿儒士的长袍，从「西僧」变成「西儒」。
而他传教并不是以《圣经》开路，而是先展示西方的科技成果，如绘制《山海舆地全图》，把中国放在世界一隅，打破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让中国士人第一次看到世界的全貌。他同时又拿出了自鸣钟与三棱镜，这些精巧的器物，展示了西方科技，成了他献给万历皇帝和官员最受欢迎的礼物。
再之後便是与徐光启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用精确、严密的逻辑体系彻底征服了最高层的知识分子，证明了西方不仅有奇技，更有高深的学问。
与此同时，为了传教，利玛窦采取了「合儒补儒」的策略，他把基督教演绎成一种类似於并能兼容儒教的伦理体系，比如删去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童贞女之子身份、特别是「人人平等」等内容。他深知，对於主打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明朝上层来说，这些东西显然还是太不合时宜了一些。
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到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着名的，也是後来对他的传教事业帮助最大的，当属「圣教三柱石」一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到来和学术传教的模式无疑是为明朝的学术界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和新鲜气息，只可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无疑是动了有些人的蛋糕，再加上价值观的不同，明朝上层的反对声音始终没有停过。
於是在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灌连上三张奏书给皇帝明神宗，控告传教士，罪状主要有三方面：
1、传教士送礼物给中国人是为了收买人心，以致在适当时候可以倾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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