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米哈伊尔决定要在这一时期前往清朝後，他首先要解决的还是钱的问题。
最为方便且最为可靠的方式便是在纽约找一家与清朝有密切生意往来的大洋行或银行，买一张商业汇票，基本操作就是将自己在纽约银行里的美元拿出来，支付给一家商号，然後便能得到一张商业汇票。
等米哈伊尔到广州或者上海後便能找到票面上指定的那家商号，把汇票出示给对方，然後换得一些银子或者通行的外国银元。
米哈伊尔在纽约选择的银行便是旗昌洋行，该商行在1818年由塞缪尔·罗素创立於广州，早期主营广州至波士顿的茶叶、生丝和鸦片贸易，贸易夥伴包括广州干三行商人伍秉鉴。
在1830年，小沃伦·德拉诺，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成为其高级合伙人。1845
年合伙人约翰·默里·福布斯撤资返美参与中西部铁路建设，次年洋行总部迁至上海外滩9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鸦片贸易当中，广州干三行同样深度参与这一体系。
这倒不是说他们不爱国，或者说，在1855年的清朝，爱国其实才属於一种模模糊糊的概念，真正在普通民众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宗族观念。
对於绝大多数清朝人来说，宗族是他们一切事务的起点和终点，他们的身份首先不是大清国民，而是哪个县哪个村第几代人，对於广州十三行的这些商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冒险维持与洋人的合作，首要目的是保住家族商业网络和数百族人的饭碗。在他们看来，这是「保家」，是比效忠朝廷更加紧迫且更加重要的义务。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商人无时无刻不在面临清朝庞大的官僚系统的恐吓、剥削和压榨，那麽谁能在一定程度上帮他们抵御来自官僚系统的压迫？那便只有他们的宗族了。
毕竟在大清朝的体制下，「民」作为个体连狗屁都算不上，但「民」聚集的多了，这些地方官员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
因此清朝的宗族一方面是官府统治的基石，即所谓的皇权不下乡，另一方面，当官府变得贪婪、暴虐，或其政策严重损害地方利益时，宗族就立刻切换角色，成为对抗政府的工具。
单个农民面对县令，没有任何抗争能力。但整个宗族拒绝纳粮、集体抗税，官府就必须掂量掂量。宗族还可以组织抗粮、械斗、进京上访，这让地方官干分忌惮。
个体如何免受权力更大的个体乃至国家机器的剥削、碾压，这确实是人类生活当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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