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分部问有没有一手录像带，让他们拷贝一份，甚至是直接让他们拿母带过来。」
「然後在圣诞晚会的现场拉来投影仪和幕布，让现场的老外们跟着我们一起庆祝。」
陈景润哑然，他惊讶於对方思想的霸气，旋即感慨道：「年轻一代华人确实和我们这一代华人不一样。」。
「你说的挺有意思，可惜了，教授今年没来。」陈景润语气中是说不出的遗憾。
接着他又问道：「你这样说你老师，让他听到恐怕不好。」
丘成桐不以为然：「我老师为人大方豁达，胸怀宽广，向来不拘小节，怎麽可能因为这种小事和我计较，再说他地位和教授有差距，这样的事实难道我不说就不存在了吗？」
「最後，陈教授，此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他不会知道的。」
陈景润笑了笑，「你说的没错，还是年轻好啊，从你身上我感受到了年轻人的豁达。
「」
在这条时间线里，後来丘成桐和陈景润的这段对话也被塞进了他的自传里，成为他和陈省身关系恶化责任不在自己的佐证之一。
「当时在哥德巴赫猜想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陈德辉教授隐隐提醒我了，我当时年少轻狂没有意识到。在和陈省身导师交往的过程中没有做到谨言慎行，最终我们关系走向破裂...
」
（PS：上述只是笑谈，别当真。）
陈省身的公寓在纽约上西区，离哥伦比亚不算远。
陈景润的二手雪铁龙开得不快，丘成桐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陈省身写给他的地址，时不时抬头看街牌。
车开到公寓楼下时，已经有几个人站在门口等他们。
周元桑披着大衣，还有两位其他专业的教授匆匆赶来。
一位是杨振宁，另外一位是李政道。
前者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教，後者则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都在纽约范围内，赶来很快。
陈景润看着两位，有点不知所措，他当然认识二位，大家平时经常打交道。
和华人学者们打交道，也是陈景润的重要工作之一。
也正因如此，他才知道，这两人早八百年前就因为署名问题闹翻了，距今已经超过十年了。
杨振宁和李政道正式分道扬镳是1962年，也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五年後。
那年，《纽约客》杂志在1962年5月刊发了一篇题为《宇称问题侧记》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