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秋，两伊战争结束两年后。
从巴士拉到阿巴丹，沿阿拉伯河五十公里，曾经是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如今两岸绵延着被烧成骨架的储油罐，搁浅的炮艇，尚未引爆的水雷标记，红色浮标像葬礼的花圈，一路漂向波斯湾。
霍拉姆沙赫尔，伊朗西南边境小城。
这里曾是两伊贸易枢纽，战争中被称作“血城”，易手三次，巷战持续七个月。
战后第二年的九月，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伊朗男人站在自家院子里的废墟上，试图从瓦砾中挖出那棵被炸断的石榴树根。
他叫礼萨·卡里米，战前是阿巴丹炼油厂的仪表维修工，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入革命卫队，在巴士拉城外被伊拉克迫击炮弹片削去左手四根手指。
他没有抚恤金。
他的妻子在87年逃难时踩中地雷，右腿截肢。
他的大儿子88年在法奥半岛失踪，没有尸体，没有阵亡通知，只有一张揉皱的照片，穿着太大的军装。
卡里米把树根挖出来。
根还活着，发了几根白芽。
“能活吗？”身后有人用波斯语问。
他回头。
一个穿灰夹克的亚洲男人站在院门口，身边跟着本地翻译。
不是政府的人，政府不会穿这种夹克，也不会等他说“请进”才迈脚。
“不知道。”卡里米放下树根，“但种下去的成本不高。”
亚洲男人蹲下来，看着那截树根，用不太流利的波斯语说：“修一条铁路，让你种的石榴卖到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成本也不高。”
卡里米没有回答。
灰夹克男人站起身，环顾四野，断裂的水管，破损的墙壁，远处寺新换的穹顶还没上釉。
“但铁路需要人修。”他说，“需要懂仪表的人调试信号系统。”
“阿巴丹炼油厂正在重建，需要老师傅带徒弟。”
他递过一张名片。
卡里米低头看，上面只有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没有头衔，没有国籍。
“我叫林远山。”
那晚，礼萨·卡里米对着名片坐了很久。
妻子睡在里屋，新装的假肢靠在床边，皮套还有压痕。
第二天清晨，他拨通了那个号码。
90年11月，德黑兰。
九黎斡旋特使周海平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二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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